母亲的缝纫机 -- 一台老旧的蜜蜂牌缝纫机

母亲的缝纫机

作者:马自东

                  

作者马自东近照

       从乡下老家搬到城市生活快十几年了，考虑到城市里楼房内空间的窄小，当初进城时把老家的好多旧家什忍痛割爱送给了邻里和亲戚们。不过，有一件东西多少年来始终稳定占据着楼房内一个小小的角落。时间一长，大家都感觉它老是搁在那里，显然已经多余;在房子重新装修一新后，好多次，妻子和孩子们动念头准备把它送给别人的时候，都被我一次次持反对意见而最终保留了下来。因为它陪伴我的母亲度过了许多难熬的患病时光。它承载了我们家许多的苦与乐。

　　这是一台老旧的蜜蜂牌缝纫机，是上海造的。部分部件已经损坏，台面的油漆已经剥落好多。

　　这件极其普通的老旧缝纫机，屈指一算，来到我家的历史已经快超过整整四十年了。不过自从母亲去世前的1999年起，它开始真正退休了下来。原因是家里再没有人使用它，因为当人们的着装理念进入以购买为主的新时代后，家庭缝纫机自然也随之悄悄退到了生活的边缘。

　　70年代初，在刘家峡库区岸边我们老家村子里发生的一幕幕饥荒的情景，像过去看过的老电影中的画面一样，牢牢刻在我的记忆之中。虽然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但是直到今天还都历历在目。还好，等我出生的时候，真正的灾荒年月刚刚过去。母亲那时常常开玩笑，说我的降生幸亏躲过了庄子里最艰难的灾年。要是我再早一年半载出生的话，可能活不过来。

　　等我上学的时候，虽然生产队里还不能给农户分配太多的麦子，用以充饥的黄豆、红薯、苞谷面等粗粮基本保证了人们不再挨饿。我们很少有面，一天三顿饭，至少有两顿得吃水煮黄豆。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一种花样，那就是苞谷面疙瘩。那时没有羊油牛油，清油比黄金还要贵重。每次做饭的时候母亲总要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往锅里倒入眼泪般可怜的几滴。怕清油浪费太多，后来母亲干脆找一块巴掌大的白布缠在小棍子上，每次做饭的时候，她先把油布在油罐罐里蘸一下，然后用油布在锅底随手轻轻擦一下就开始把调好的玉米面贴在锅里。那种顿顿严重缺乏油水、永远重复的饭吃得每一个人面黄肌艘，走路干活的时候都无精打采。现在一想，真是不寒而栗。

　　记得我每次放学回家，肚子已经很饿很饿，幻想着母亲变魔术般变出一顿可口的食物，让我吃个狼吞虎咽以解一整天的饥肠辘辘。但每一次进入家门，看见母亲留给我的那些永远不变花样的食物的时候，总是让我极度的失望。那些在我放学前放在炕头的水煮黄豆或苞谷面锅塌，黑糊糊的怎么也提不起我的食欲。于是我就急切盼望着一个日子的到来。那个日子就是我们穆斯林叫主麻的好日子星期五。到了这一天，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春冬秋夏，只要等到清真寺里主麻散以后父亲回到家，我那受慢性腰腿病折磨的母亲总要拖着行动不便的双腿给父亲做顿特殊的可口饭：烙两个白面的饼子，上面擦上清油和姜黄。看着那红白相间、酥软喷香的饼子，我总是禁不住会流下口水。一出锅，等父亲在炕桌前诵读完一段古兰经后，她把热气腾腾的油饼子分两次端到盘腿端坐在小炕桌边上的父亲跟前。接着她又给父亲再端上一大碗碗面上漂有野葱花、香菜之类点缀物的荷包蛋。她说：“没有这一周一次的生活改善，你身体单薄的父亲可能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家庭重担所压垮”。她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娃，也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尽量从父亲的偏饭中给我分一点。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好好读书。

　　每到星期五放学后，我回家的脚步总是大步流星。因为，母亲始终从犒赏父亲的白面饼子中给我留下一大块，还会为我把一个平时用来家里煮草药的砂锅煨在尚有余温的灶膛里，里面满满一砂锅的鸡蛋汤糊糊。我轻轻地伸手把那砂锅取出来，吹掉盖子上面的灰尘，顺势坐在院子的一截风化了的干柴上，风卷残云般的开始喝鸡蛋汤、满口吃着饼子。看着我那种饥不择食的样子，母亲说：“好好读书吧，以后要是找上个工作什么的，会有你吃的饼子和鸡蛋”。拿着喝完蛋汤的空碗，我看见母亲又匆匆回到老屋的炕沿开始做她日夜不停的针线活，那时，幼小的我总是不明白她怎么有那么多做不完的活?

       

 当年记忆中的缝纫机

　　等我渐       渐长大，我终于明白，在当时那样极度困难的日子里，我和父亲之所以每个星期五有一次喝鸡蛋汤、吃白面饼子的口福，那都是母亲用自己善做针线活的手艺给我们挣来的。原来，母亲在出嫁前从外奶奶的手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裁缝手艺。她看到当时村子里很多困难人家大多数都掏不起请别人做衣服的费用，于是她萌生了学着做点裁缝活的想法。这些是母亲后来才告诉我们的。

　　不过，世界上的有些事情有时还真说不清真正的根由。人的手艺，有时不一定非要专门去寻求名师、苦苦学习。有些可能是完全受遗传的潜移默化而自然传递。因为我的外奶奶曾经说过，她因忙于生计，从来就没有教过我的母亲有关针头线脑方面的所谓手艺。于是我就断定，母亲的手艺可能纯粹是靠自己的心灵手巧，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模仿后最终无师自通的。

　　患了腰腿病以后的母亲，呆在家里，眼看自己孱弱的身体一年年不见好转，眼看自己继续能陪父亲下地的日子迟迟不能到来，她心急如焚，痛心疾首。面对三个整天张口吃饭的孩子，母亲觉得对不住父亲也愧对几个孩子。度过了无数个以泪洗面的日子后，她告诉父亲，想为周围的邻居们做一点针线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重活做不动就做点自己干得了的轻活，也是对大家的帮助。就这样她开始帮大家缝制一些什么盖头、坎肩、童装等。可能我们老家是穆斯林村庄的缘故，我记得求她帮做盖头的妇女那时最多。

　　母亲当初的裁缝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渐渐起步的。一开始，她主要是为包括外爷外奶在内的我们一家人做衣服。说是做衣服，其实更准确的说是补修衣服。由于布料极度紧张，一年也做不了几套完整的衣服。主要还是用一些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布料经过浆洗后再东拼西凑给我们做棉袄、坎肩、书包之类的东西。

　　到了我读初中的时候，母亲的裁缝活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多。记得那时，第一次来我们家托她做衣服的人，她说什么都不收钱。后来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为母亲带几个鸡蛋什么的。母亲总是不收，但他们临出门时悄悄放在母亲看不见的地方。就这样，懵懂的我才慢慢知道，母亲给我和父亲吃不完的鸡蛋原来是这么来的。

　　我有一个同学，叫周林清，和我关系很好。一到周末，他常来我们家玩。有次，他看见我的母亲在家给别人做衣服，就很不好意思地说，可否让母亲给他的父亲也做一件衣服，他说他的父亲几年前好不容易用积攒下的布票买了一套布料，都放了好几年了，就是找不到一个做衣服的人。那时集市上还没有公开的裁缝铺。母亲二话没说就爽快答应了，花了三天时间把他父亲的衣服做好了，是一套黑蓝色的中山装。衣服拿回去的第二天他告诉我，他的父亲穿上那件衣服特别合身，他的父亲高兴极了。他再次来我家的时候给母亲带来了五个鸡蛋，说是他父亲带的一点心意，母亲却怎么也不收他的鸡蛋，执意让他带回去给他父亲吃。在互相推让中，鸡蛋不小心掉在地上，全部摔碎了。最后，打碎的鸡留了下来，我们一家饱饱地吃了一顿鸡蛋小米饭。

　　因腰腿病下不了地做不了农活后，闲不住的母亲本来打算做些针头线脑活来给自己找点乐趣，打发寂寞的日子。可是她哪里预料到，改革开放前后农村集市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时候，集市上的裁缝铺还很少，加之人们做衣服的需求还真是不小。那些家里炕头堆放起来的布料，仅仅靠她的手工去做，不要说白天，就是把白天黑夜连起来做，也都做不完。本来想着为自己找点乐趣的母亲这一下又变得苦恼起来了。于是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母亲给父亲说：“我们家买一架缝纫机吧?”

　　父亲苦笑说：“哪有钱呀?连肚子都吃不饱!”“我凑了一些，不知道够不够。”母亲平静地说。“什么?”父亲吃惊得了不得。“你哪里来的钱?你知道那最少需要110块钱的。”

　　“我这几年用别人给我的鸡蛋凑的。给你，这里正好99元零三角。不够的你再从别处借几块吧?”母亲的口气依然很平和，但是听到她积攒了那么多钱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完全目瞪口呆了。看着我们吃惊的样子，母亲说，他给父亲和我们每次用鸡蛋改善生活的时候，没有把别人送来的鸡蛋全部吃完，而是在一间草房不易被人发现的纸箱子里积攒下一个或两个，每当箱子满了的时候她就悄悄卖给来家门前收鸡蛋的人。这个秘密她一直没有告诉我们。

　　既然母亲花好几年的时间基本攒够了买缝纫机的钱。这接下来的困难就自然变成了去哪里买缝纫机了。那时候，不要说买一台缝纫机，就是买一尺做鞋的白布，买一袋盐巴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即使人们有钱也很难买到自己喜欢的物件。父亲让当代课教师的大哥从学校预支了两个月工资后与全家人作出慎重决定：购买缝纫机，说要解放母亲。

　　经过全家人的一致盘算和琢磨，我们掰着指头，逐个寻找我们家能盘得上的所有远近的关系户，盘算到了半夜，我们在所有亲戚邻里中最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有关系帮我们能买到缝纫机的人。最后我们想到了一个人姓姚的汉族工人师傅。
 

        

  现存当年的缝纫机还完好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听过他说他是临夏市甘光厂的工人，老家在浙江一个叫余姚县的地方。那时候，那些来自南方的工人到了周末就骑上自行车来我们河滩一带钓鱼、打野鸡野鸽子等。有时候他们也走村串户买一些黄豆，说喜欢喝用我们当地的黄豆制作的豆浆。我们家在公路边，有一天一声枪响后有一只野鸽子扑棱棱从房檐掉到了我家的院子，接着有一个陌生人推开家门进入我家，说掉下来的鸽子是他打下来的，问我的母亲可不可以把死鸽子拿回去。母亲点头应允了，于是他高兴地带走了。后来他每次来河滩,总要来我家和父母坐坐。给我们讲一些他们老家浙江一带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也顺便从我们村子购买一些黄豆回去。我们觉得他就是唯一有希望帮我们能买到缝纫机的最可靠的人。

　　后来有一次，姚师傅来我家串门，和父亲聊完天喝完茶，准备起身回城的时候，透过窗户看见母亲在做衣服。他问母亲：“家里没有缝纫机吗?”

　　“没有”。母亲回答。

　　“要是你们想买的话，我倒有办法帮你们买。”姚师傅说。

　　“那太好了!”走出房间的母亲高兴地差点掉泪了。

　　“姚师傅你说，你想要什么，我们农村只要有，我们就帮你找。”父亲高兴地问姚师傅。

　　“谢谢，你们方便了就帮我多买一些黄豆就好。”“那是一定的。”父亲口气很坚定地说。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特别是我的母亲极度渴望的缝纫机购买计划，在我们还没有向姚师傅开口求助的时候，他已经主动提了出来。这样天大的好事我们全家人做梦都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也许就是常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吧!

　　半个月后的一天，快到晌午的时候，姚师傅推开我家的大门。在自己的自行车上绑了一个很大的纸箱子摇摇晃晃进来了。我们急忙迎上去接住他的车子扶手。姚师傅擦去脸上的汗水说：“缝纫机来了，是蜜蜂牌的，上海造的。”

　　“太好了，太好了!”母亲喜不自禁。她很快给姚师傅在院子里摆上小桌，倒上了茶水。

　　也许是母亲对缝纫机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充满了极度强烈的渴望的缘故吧，就在机子到家的第二天，心急的母亲逼着当代课教师的大哥放学回到家后，就马不停蹄地边看说明书边安装。说她恨不得一下子开始踩着那光洁呈亮的缝纫机为我们做衣服。终于，缝纫机安装好了。他看着说明书，耐心教母亲使用。不识字的母亲立马变成了一个非常乖顺的小学生。专注地聆听着大哥的介绍。没费太多的功夫，母亲用她那灵巧的四肢已经开始娴熟地让那铁家伙的机针鸡啄米一样上下乌鲁鲁地飞速转动起来。至此，母亲在家缝制衣服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她的手工缝制衣服的落后生产力工艺实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工业文明”的变革，真可谓鸟枪换炮。

　　历史有时侯是那样的巧合，母亲的家庭缝制作坊进入缝纫机时代的那天，真是中国回复高考那一年高考结束的第三天，她用从父亲的旧衣服上扯下来的旧布在新机子上专门为我做了一件上衣算是对我的鼓励。她叮嘱我：“再过三年你就要考试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考上好的大学，会有你吃不完的鸡蛋，还有享不完的福”。听着她叮嘱，我还是还半信半疑。但心中却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那时候作为一个孤陋寡闻的农村孩子，远大前程是什么，心中确实无数。但是只要听说考上大学能吃上足够的鸡蛋，就是拼命也要坚持苦学下去。我就不信农村的孩子上不了大学。我一定要考到大城市里的大学，我不愿继续过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

　　几年后我高中毕业，我终于圆了梦想，考上了一所大学，秋天的时候离开了父母和家乡。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母亲的我即将出门远行，母亲却怕了起来。她疑惑地问我大哥：“那地方回民能吃上饭吗?”大哥说：“你就放心吧，西安回民多得很，那地方还是回民的根哩!”于是她才打消了重重顾虑。

　　岁月的车轮就在无数个像我们一样的贫寒之家共同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梦想和劳动中转到了新世纪的门前。

　　母亲依然在家里为村上男女老少日复一日地做衣服，陪伴着父亲和两个哥哥苦苦地经营着这个贫寒的农家。再后来，随着政策的变化，集市乡镇上开裁缝铺的个体户也渐渐多了起来。眼看自己的慢性腰腿病长时间总不见好转，医生也多次警告她多休息，勤治疗、少劳累。迫于无奈，母亲决定，自己心仪多年的裁缝爱好热情必须到了该降温的时候。除了特别难以推卸的熟人外，她逐渐开始拒收别人送来制作的衣服布料。就在新世纪到来前，母亲彻底放下做了十几年的裁缝活。于是那台来之不易的缝纫机便闲置了下来。母亲那时对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说即便再不用，这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动。只要自己活着，她看见它，就心安理得，特别踏实。

　　2000年的夏天。在一个傍晚宁静的夕阳中，突然发病的母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她扯走了我们一家人的心，她把世界上最大的悲伤和孤独留给了我们。当掩埋母亲的黄土开始长起青草的第二年，我们一家搬到了城市，并开始在城市居住。临辞别老家的那天，我带着孩子来到村子边母亲的坟前，默默地向她做告别：“母亲，请原谅你的不孝儿吧，我不能继续在老家陪你了。以后，我会定期来看望你的”。我们从农村老家带到城市的家具，唯一的一件就是那台母亲生前用过的旧缝纫机。

　　春去冬来，光阴荏苒。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快15年了。十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我的母亲。她用不屈的毅志在长期患病的日子里，用她勤劳的双手对我付出了绵长的养育之恩，作为儿子，我是永生永世都报答不了的。最有力的见证，就是那台我始终舍不得送人的旧缝纫机。它陪伴我的母亲走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快乐日子，陪着母亲给我们全家换来了不少的鸡蛋和面包，这些困难岁月中弥足珍贵的救命食物，让我们得以平安度过那段无法忘却的艰难日子。这不是一台普通的缝纫机!

　　在我极度想念她老人家的时候，无数次我总会身不由己地不知不觉间走到母亲生前留下的这台亲切的缝纫机跟前抚摸着它，我就像抚摸着母亲那温暖的双手、她那慈祥的面容。

　　亲爱的母亲，我将永远珍藏着你的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