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北京医疗队来到咱陇原

　              王文元     纪录网特稿




　讲述人：姬广武 著名作家 黄河文学奖二等奖《历史深处》作者 就职于中共兰州市委组织部

　　　　　五十年前的一道指示，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今日甘肃医疗体系的格局。这就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作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

　　这道指示发出后，大批来自北京等地的医务工作者汇集到陇原。他们的到来直接改变了无数陇原患者的人生轨迹。至今，无论在河西走廊、羲皇故里，还是甘南藏区、陇东革命老区，北京医生代表着无私的付出和高超的医术。

　　从1969年岁末至1970年初，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系统、北京市各级医院的1972名医务工作者携家带口，远赴甘肃安家落户，为农民群众防病治病。据统计，从北京迁移到甘肃的医院、卫校多达34家，在迁往甘肃的医院中，100张床位的有3家，80张床位的医院有1家，病床数量多达1300多张，除此之外还有两所卫生学校。一批优秀的医护工作者也随之来到了甘肃，这些人中有现任中科院院士毛江森、陈可冀，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甘肃省卫生厅原厅长梁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万青，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 金文媺，“白求恩奖章” 获得者沈为众等人。此外，从1967年开始，国家还派出了400人组成的巡回医疗队赴甘肃河西走廊开展医疗服务，历时10年之久。这些来自首都的医务工作者，医术精湛，服务热情，不仅救死扶伤，而且培训当地医务工作者，大幅度地提高了甘肃各地的医疗服务水平。




“六二六”医疗队留影

　　至今，在甘肃各地依旧能听到“某某的命是北京医生救的”、“某某的病是北京医生看好的”。这些从首都来的医生所在医疗队就是“六二六”医疗队，乡亲们亲切地把他们称作“北京大夫”。

　　眼下，又一个“六二六”来到，就让我们聆听姬广武讲述“北京大夫”的故事。

　　戈壁荒原，北京大夫搬来一家医院

　　这几年，因为写报告文学《历史深处：“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的缘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调查了当年北京医疗队来甘肃的前前后后。在调查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啥现象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省的医疗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这就是北京医疗队在陇原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当时从北京来的医务人员占全省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甘肃人民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从此，北京医务工作者所到边远农村、牧区的医疗卫生面貌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最典型的故事是北京大夫们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一所医院，这就是金昌河西堡的“北京医院”。这所医院的前身是北京市第一医院。当时，北京市第一医院拥有200张病床，350多名医护人员，接到下放到甘肃武威地区的通知后，这所医院的所有人员器械一分为二，乘坐火车，千里迢迢而来。




1981年夏景翙筑全家在“北京医院”家中留影

　　我最早见到的北京医生就是这家医院的景大夫。那一年，我10岁。景大夫名叫景翙筑，是河西堡“北京医院”妇产科主任。陪伴她来到这片戈壁滩上安家落户的是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发动机专业的爱人陈幼孚和11岁的独子……

　　我曾多次听母亲讲述过：“景大夫高个子、苗条、瓜子脸、清清秀秀、气质很好。北京来的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但正是‘文革’期间，护士进来不多说话，打针给药，多余的一句话都没有。” 1972年5月，我母亲因病到河西堡“北京医院”治疗，并经历了一次长达6小时的大手术，主治大夫就是景翙筑。其实，母亲在到河西堡之前就已经在兰州做了检查，然后去河西堡“北京医院”做手术。这样做的原因是虽然那里条件差一些，但医生都是北京来的专家，医术高，人好。

　　当时的河西堡医院，也就是在戈壁滩上盖的几排平房，周围没有其他单位。医院因为是整体搬迁，病房的床单和桌柜等医疗设备上都印着“北京市第一医院”的字样。这让每一个病人都牢牢地记住了北京大夫。

　　景大夫待人非常好。术后复查时，母亲还在景大夫家里住了一晚上。她说：“我爱人不在家，你住旅馆远，还要花钱，晚上就住我家吧。”母亲清楚地记得，晚饭她们在一块吃的是白菜饺子。第二天早上，母亲起来时，景大夫已悄悄地去上班了。我父亲姬连信当时是甘肃省畜牧学校畜牧专业的老师。为了感激景大夫，他将刚孵出的一二十只雏鸡精心喂养到半大，容易成活时，送给了景大夫。正在武威县城开会的景大夫专程来到70多里以外的我家，高兴地带回了小鸡。

　　生活困难时期的北京大夫们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救死扶伤，也学会了养鸡，学会了怎么操心让鸡儿下蛋。

　　他们就是这样，默默服务乡亲，默默扎根于这块土地。

　　救死扶伤，扎根陇原，北京变成了老家

　　家乡总是让人难以割舍。对当时的北京大夫们来说，不论是留在北京，还是远赴甘肃，都是一个令他们痛苦的抉择。毕竟，人是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地方。何况当时，北京的工作生活条件要比甘肃好得多。到甘肃来，对他们而言，这的确是一个挑战。但对于甘肃乡亲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可以说是天降福音。

　　这些年，我走访了大量的“六二六”医务工作者，对于最后离开北京、抵达甘肃的记忆，大部分人的印象是严寒、干旱、土坯房、荒漠。

　　“1969年12月26日夜深时分，北京火车站，气氛热烈而凝重，寒风凛冽的西北风中，一列满载着北京下放甘肃医务工作者的专列鸣响汽笛，向着陌生而又遥远的大西北进发了。”这是北京市广安门医院护士舒玉苓记忆中离开首都的情形。在出发前，她的父母按照北京人“上马饺子下马面”的习俗，给她包了顿饺子，此后她就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首都。西行的列车载着他们奔向一个陌生的目的地，她唯一知道的是，那里的人民需要他们解除病痛。而另一位医务工作者曲敬新则和爱人用一副担架将瘫痪的母亲抬上了开往甘肃的列车。

　　“甘肃变成了家，北京变成了老家。”这是当年医疗队队员的心路历程。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李其棠，从大学毕业来到甘肃至今的46年间，为无数人看过病，做过手术。可唯独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姑父母(他在姑父母家长大)、哥哥、妹妹等亲人看过一次病。“忠孝难两全啊!”李其棠曾这样说。

　　曾担任周恩来总理保健护士19年之久的何可英，1969年自愿报名与爱人王醒带着孩子来到甘肃安家落户。她说：“中国人，只要是为祖国、为人民，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啊!” 说起当年，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记住了他们抢救过的病人，记住了改变一个地方卫生落后的经历。

　　北京医生，温暖了陇原大地

　　这些年，我走访了数十位当年的医疗队员，听他们讲曾经的往事，讲救死扶伤的经历，几乎每个人都能写一个精彩的故事。至今，一些北京大夫的形象仍旧铭刻在许多人的记忆深处。



“六二六”医疗队专家张书盛、孟宪慎夫妇

　　甘肃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黄明，给我讲过北京大夫救命的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黄明的父亲黄登乾在天祝县公路段工作，而他姐弟4人随母亲在永昌县城生活。1974年8月的一天，忽然传来消息，他父亲生病住院，连夜做了大手术。原来那天晚上，他父亲突然胃出血连续吐血，情急之下，领导和同事们将他送到天祝县人民医院。接诊的是北京医生，诊断病情后立刻安排手术，将他的十二指肠和三分之二的胃部切除了。术后，主刀医生一直亲自观察、指导护理，直到脱离危险期。他父亲说，若不是遇上北京来的医生，他恐怕活不下来了。当时的县医院医生做不了那样的大手术。

　　黄明的命也是北京医生救的!1972年春季，5岁的黄明生病了，永昌县医院救治无效，人进入昏迷状态。永昌县公路段领导槐文德、周立邦闻讯后，派车把黄明和母亲送到河西堡“北京医院”。北京医生确诊，患了伤寒。在他们的全力抢救和精心治疗下，一周后黄明就康复了。黄明说，至今，他都不知道救命恩人的姓名。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是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派来的救命恩人!

　　今年6月11日，甘肃中医药大学挂牌成立，其前身是甘肃中医学院。这所大学也和“六二六”医疗队密切相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筹建甘肃中医学院时，从“六二六”医疗队来的医务人员中选拔了大批专家学者，占到学院建院之初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承担起了学院生理、病理、解剖等专业基础和中医学、针灸学、中药学等专业课的教学任务，支撑起了甘肃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擎天大厦，成为甘肃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的奠基人。甘肃中医学院创办迄今，培养了2万余名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人才。学生在全省的中医队伍中占到1/3以上，具有高级职称者，也在全省占2/5以上。这中间北京医疗队功不可没。

　　往事久远，但不是我们忘记的理由，相反因为久远，才更值得我们铭记。

　　(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