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康延和他的“先生们”

 

邓康延任制片人的十集纪录片《先生》，分别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十位民国先生。酝酿近十年，筹备两年多，拍摄近一年，召集了几十人，组成了四个团队，采访了上百人，耗资逾百万……现在，攥在邓康延手中的先生名单还有四五十人，他接下来准备拍第二辑：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司徒雷登、蒋梦麟都是候选对象。还有相对应的题材，《民国名媛》，这是他的一位才过世的好友姜威临终前给他留下的大纲。他说，先生，名媛，我们找他们时，会发现他们也在找我们。

“我们能把四五十个民国的先生如数家珍地拿出来，但当下能不能举出一个没有争议的先生?先生更像是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腰板，折射出我们的跛足。”言谈间邓康延举起酒杯来——“这一杯，敬先生们!”——对民国先生的家国情怀，他屡屡感同身受红了眼眶：“所谓先生，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方法和方向。先生是正能量，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邓康延

邓康延1991年第一次涉足电视时，还是西安煤科分院地质工程师。应陕西电视台王渭林导演之邀，撰稿专题片《太白音画》。俩人在太白山顶六月积雪的客栈通铺上，商议了许多提起就兴奋的选题。此后他从《深圳青年》到《凤凰周刊》办杂志，再转行做纪录片，拍摄远征军抗战系列，深圳民间记忆系列，在著述民国的《老课本新阅读》时，当年涉及的《先生》选题又浮上心头。

“六年间先后拍摄《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时，我多次去云南，有一次在腾冲的古玉市场，想找些民国杂志，却意外搜罗到几册民国小学国文课本。”这次与民国童年的邂逅，成为出版《老课本新阅读》和拍摄《先生》的契机：“老课本质朴明亮，读着温馨，又有些忧伤。字词又熟悉又陌生，隔离六十年，语境已大不同了。民国的教育是有理念有方法的，教育家说话顶用的。战时教育平时看，国民政府不但不削减教育经费，还会增加，计划到战后还要建设新中国。那些年，前方战士死拼，后方师生苦读，师生们知道每一寸学习光阴都是前方将士血换来的。每当逃难到一个地方，空袭刚结束，学生们就搬出小板凳上课——在那种苦难的环境中，‘先生’就凸显出来了。”

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让人心痛，各大学急惶惶摊大饼改名号，十年店都开不下去，何况百年店？我想让《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就是教育榜样，让它实用，这双鞋不仅式样好，还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让人走得更远。

邓康延电脑里第一篇有关先生的策划方案，是2003年与老友王渭林沟通的“20世纪中国文化大师大结局”，当时第一辑的人选有：鲁迅、郭沫若、钱锺书、傅雷、老舍、茅盾、曹禺、陈寅恪、胡适、林语堂等。最终成片的《先生》中，只有胡适、陈寅恪被保留下来了。“这个名单的准则是：他们基本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不坠青云之志的。不管是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还是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以及陈寅恪的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与人类的教育精神息息相关。“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让人心痛，各大学急惶惶摊大饼改名号，十年店都开不下去，何况百年店?我想让《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就是教育榜样，让它实用。这双鞋不仅式样好，还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让人走得更远。”这十位先生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两方政治观点不尽相同，彼此间仍能以君子之风互重。在邓康延看来，先生之间的和而不同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民主就是喧闹声。”

未入选第一辑《先生》的名单中，陈丹青力荐的鲁迅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邓康延曾以一条微博解释：“两拨聚会的朋友对第一批十位先生有无鲁迅，争执。一派称其骨头硬，文字利，大先生；另一派称逮谁骂谁，很多错骂，不知检省，被人利用。我倒觉其不失个性，确属先生，但若入第二批十人与其弟同上或更好?”

邓康延先找来一批熟悉先生的学者作家——傅国涌、余世存、张冠生、熊培云等为纪录片写文本、做顾问。开拍前他分别遇到导演高小龙和高群书主动请缨参与，于是，胡适一集和张伯苓、蔡元培两集就分别托付给他们，陈寅恪则由纪录片大家王韧主导，另六集由前凤凰编导钱喻任总编导，带领深圳越众影视的刘硕勤等编导共同完成。风格各自不同，整体有所统筹。跟拍“安徽碧山共同体”的乡村实验艺术家欧宁重走晏阳初之路，安排深圳大学表演系学生朗读竺可桢日记，组织深圳外国语学校分校的学生探讨教育理想国，请南山育才学校的学生讨论国家国民及爱国……

“高小龙去胡适家乡绩溪上庄三次，还去了台湾，共拍出100多小时，最终剪了30分钟。我们实在舍不得，又做了一百多分钟的版本，期盼能进院线。”后一个版本还出现了高小龙设计的胡适，他从北京找来一个人，化妆后走进校园，营造“胡适归来”的戏剧化一幕；而高群书力荐的导演马莉所拍的张伯苓，也是不忍割舍地又剪出个80分钟版，让毕业于南开的学子看后呜咽。

民国先生的群像究竟是怎样?邓康延这样要求海报设计师：“找一个先生的背影，一袭长袍，清瘦矍铄，风貌高古，眺望着远方。”这是为配他的片头词：“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他还采纳了朋友张冠生的建议，用范仲淹先生的诗作为片尾注脚，并请台湾张大春先生题了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们的很多故事，我们也只能拍出一点点，他们心底的善良、焦虑和无奈。我们要在点滴中呈现他们大写的人格，正本清源，让他们回到受敬仰的位置。”

“无论拍哪位先生，都要尽力去他的家乡，走他走过的路，大量采访他的后代、学生、学者、传记作家等等。影像上有老镜头、原场景、人物访谈、情景回放、动画穿插等等，多种光源聚焦于贴近群众又卓尔不群的人物。他是温和慈祥的，独撑一方天的。随着时间推移，越看出他的高大来。”邓康延说，但重走先生之路，不乏失落与伤感。

拍摄梅贻琦一集时，先北京清华再到新竹清华，正值京城清华百年校庆，人山人海，独缺老校长梅贻琦的历史席位。“我们去联系采访台湾新竹清华的陈校长，很快就回复了具体时间；去采访北京清华，别说采访校长，就是进清华园拍摄，都需要层层介绍信。这就是区别或者说级别?梅贻琦先生自称是跑龙套的，他器重大师，以‘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抗衡政府的行政干涉。他赴台办大学也拒绝大干快上，先办原子科学研究所再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如今新竹清华规模远小于北京清华，而世界排名远高于后者。”

“胡适夫妇墓地旁立着两个儿子的墓碑，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受父连累，登报批父也未能免自杀后尸骨无存的劫运，只留空墓。胡适墓碑上题写着蒋介石的字‘智德兼隆’和至今能够穿越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人，也有明暗指责，但是又惺惺相惜。”

极为钦敬胡适先生的高小龙导演，半年多投身两岸现场。让邓康延感慨的是，他请来胡适的侄孙胡从到台北祭祀，胡从在胡适墓地大雨中掏出一个暖水瓶，念叨着家乡话，缓缓洒水墓前请老人喝点家乡的茶叶水，他第一次踏入台北胡适纪念馆时，突然跪地俯首，肩膀抖动泣不成声。绩溪胡适家族几十年来挨批受欺，高小龙说：“为了让胡从能在绩溪家乡的胡适故居做一个馆员，他妈妈把胡适给他爷爷的珍贵的信函都捐出来了。也正是他在那儿做解说和维护，胡适故居有了模样。”

邓康延珍藏着台北胡适纪念馆潘馆长赠送的书签，印有胡适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既朴实，又浪漫——先生温润如玉。

“2010年春节，我们深圳一帮人去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找资料。二十多天里，我身上只带了一本胡适的自传。刚好在100年前，他留学在那里，读他那时的文字和心绪，恍如隔世，又历历在目。”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邓康延找到一部美国人抗战前夕拍的纪录片《现代中国》(Modern China)，里面有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人未在国内曝光的影像。这些珍贵镜头都被剪进纪录片里，虽只有几十秒，但先生们儒雅淡泊的神情意态，栩栩如生。

“先生们的很多故事，我们也只能拍出一点点，他们心底的善良、焦虑和无奈。我们要在点滴中呈现他们大写的人格，正本清源，让他们回到受敬仰的位置。”邓康延说：“当我们刚采访完，就有几位知悉民国先生的老人去世了。这就是纪录片的价值，也是纪录片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