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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康延和他的“先生们”

2014-06-08 10:32:22   来源:纪录网   评论

 

邓康延任制片人的十集纪录片《先生》,分别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十位民国先生。酝酿近十年,筹备两年多,拍摄近一年,召集了几十人,组成了四个团队,采访了上百人,耗资逾百万……现在,攥在邓康延手中的先生名单还有四五十人,他接下来准备拍第二辑: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司徒雷登、蒋梦麟都是候选对象。还有相对应的题材,《民国名媛》,这是他的一位才过世的好友姜威临终前给他留下的大纲。他说,先生,名媛,我们找他们时,会发现他们也在找我们。

“我们能把四五十个民国的先生如数家珍地拿出来,但当下能不能举出一个没有争议的先生?先生更像是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腰板,折射出我们的跛足。”言谈间邓康延举起酒杯来——“这一杯,敬先生们!”——对民国先生的家国情怀,他屡屡感同身受红了眼眶:“所谓先生,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方法和方向。先生是正能量,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邓康延

邓康延

邓康延1991年第一次涉足电视时,还是西安煤科分院地质工程师。应陕西电视台王渭林导演之邀,撰稿专题片《太白音画》。俩人在太白山顶六月积雪的客栈通铺上,商议了许多提起就兴奋的选题。此后他从《深圳青年》到《凤凰周刊》办杂志,再转行做纪录片,拍摄远征军抗战系列,深圳民间记忆系列,在著述民国的《老课本新阅读》时,当年涉及的《先生》选题又浮上心头。

“六年间先后拍摄《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时,我多次去云南,有一次在腾冲的古玉市场,想找些民国杂志,却意外搜罗到几册民国小学国文课本。”这次与民国童年的邂逅,成为出版《老课本新阅读》和拍摄《先生》的契机:“老课本质朴明亮,读着温馨,又有些忧伤。字词又熟悉又陌生,隔离六十年,语境已大不同了。民国的教育是有理念有方法的,教育家说话顶用的。战时教育平时看,国民政府不但不削减教育经费,还会增加,计划到战后还要建设新中国。那些年,前方战士死拼,后方师生苦读,师生们知道每一寸学习光阴都是前方将士血换来的。每当逃难到一个地方,空袭刚结束,学生们就搬出小板凳上课——在那种苦难的环境中,‘先生’就凸显出来了。”

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让人心痛,各大学急惶惶摊大饼改名号,十年店都开不下去,何况百年店?我想让《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就是教育榜样,让它实用,这双鞋不仅式样好,还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让人走得更远。

邓康延电脑里第一篇有关先生的策划方案,是2003年与老友王渭林沟通的“20世纪中国文化大师大结局”,当时第一辑的人选有:鲁迅、郭沫若、钱锺书、傅雷、老舍、茅盾、曹禺、陈寅恪、胡适、林语堂等。最终成片的《先生》中,只有胡适、陈寅恪被保留下来了。“这个名单的准则是:他们基本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不坠青云之志的。不管是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还是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以及陈寅恪的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与人类的教育精神息息相关。“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让人心痛,各大学急惶惶摊大饼改名号,十年店都开不下去,何况百年店?我想让《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就是教育榜样,让它实用。这双鞋不仅式样好,还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让人走得更远。”这十位先生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两方政治观点不尽相同,彼此间仍能以君子之风互重。在邓康延看来,先生之间的和而不同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民主就是喧闹声。”

未入选第一辑《先生》的名单中,陈丹青力荐的鲁迅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邓康延曾以一条微博解释:“两拨聚会的朋友对第一批十位先生有无鲁迅,争执。一派称其骨头硬,文字利,大先生;另一派称逮谁骂谁,很多错骂,不知检省,被人利用。我倒觉其不失个性,确属先生,但若入第二批十人与其弟同上或更好?”

邓康延先找来一批熟悉先生的学者作家——傅国涌、余世存、张冠生、熊培云等为纪录片写文本、做顾问。开拍前他分别遇到导演高小龙和高群书主动请缨参与,于是,胡适一集和张伯苓、蔡元培两集就分别托付给他们,陈寅恪则由纪录片大家王韧主导,另六集由前凤凰编导钱喻任总编导,带领深圳越众影视的刘硕勤等编导共同完成。风格各自不同,整体有所统筹。跟拍“安徽碧山共同体”的乡村实验艺术家欧宁重走晏阳初之路,安排深圳大学表演系学生朗读竺可桢日记,组织深圳外国语学校分校的学生探讨教育理想国,请南山育才学校的学生讨论国家国民及爱国……

“高小龙去胡适家乡绩溪上庄三次,还去了台湾,共拍出100多小时,最终剪了30分钟。我们实在舍不得,又做了一百多分钟的版本,期盼能进院线。”后一个版本还出现了高小龙设计的胡适,他从北京找来一个人,化妆后走进校园,营造“胡适归来”的戏剧化一幕;而高群书力荐的导演马莉所拍的张伯苓,也是不忍割舍地又剪出个80分钟版,让毕业于南开的学子看后呜咽。

民国先生的群像究竟是怎样?邓康延这样要求海报设计师:“找一个先生的背影,一袭长袍,清瘦矍铄,风貌高古,眺望着远方。”这是为配他的片头词:“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他还采纳了朋友张冠生的建议,用范仲淹先生的诗作为片尾注脚,并请台湾张大春先生题了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们的很多故事,我们也只能拍出一点点,他们心底的善良、焦虑和无奈。我们要在点滴中呈现他们大写的人格,正本清源,让他们回到受敬仰的位置。”

“无论拍哪位先生,都要尽力去他的家乡,走他走过的路,大量采访他的后代、学生、学者、传记作家等等。影像上有老镜头、原场景、人物访谈、情景回放、动画穿插等等,多种光源聚焦于贴近群众又卓尔不群的人物。他是温和慈祥的,独撑一方天的。随着时间推移,越看出他的高大来。”邓康延说,但重走先生之路,不乏失落与伤感。

拍摄梅贻琦一集时,先北京清华再到新竹清华,正值京城清华百年校庆,人山人海,独缺老校长梅贻琦的历史席位。“我们去联系采访台湾新竹清华的陈校长,很快就回复了具体时间;去采访北京清华,别说采访校长,就是进清华园拍摄,都需要层层介绍信。这就是区别或者说级别?梅贻琦先生自称是跑龙套的,他器重大师,以‘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抗衡政府的行政干涉。他赴台办大学也拒绝大干快上,先办原子科学研究所再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如今新竹清华规模远小于北京清华,而世界排名远高于后者。”

“胡适夫妇墓地旁立着两个儿子的墓碑,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受父连累,登报批父也未能免自杀后尸骨无存的劫运,只留空墓。胡适墓碑上题写着蒋介石的字‘智德兼隆’和至今能够穿越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人,也有明暗指责,但是又惺惺相惜。”

极为钦敬胡适先生的高小龙导演,半年多投身两岸现场。让邓康延感慨的是,他请来胡适的侄孙胡从到台北祭祀,胡从在胡适墓地大雨中掏出一个暖水瓶,念叨着家乡话,缓缓洒水墓前请老人喝点家乡的茶叶水,他第一次踏入台北胡适纪念馆时,突然跪地俯首,肩膀抖动泣不成声。绩溪胡适家族几十年来挨批受欺,高小龙说:“为了让胡从能在绩溪家乡的胡适故居做一个馆员,他妈妈把胡适给他爷爷的珍贵的信函都捐出来了。也正是他在那儿做解说和维护,胡适故居有了模样。”

邓康延珍藏着台北胡适纪念馆潘馆长赠送的书签,印有胡适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既朴实,又浪漫——先生温润如玉。

“2010年春节,我们深圳一帮人去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找资料。二十多天里,我身上只带了一本胡适的自传。刚好在100年前,他留学在那里,读他那时的文字和心绪,恍如隔世,又历历在目。”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邓康延找到一部美国人抗战前夕拍的纪录片《现代中国》(Modern China),里面有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人未在国内曝光的影像。这些珍贵镜头都被剪进纪录片里,虽只有几十秒,但先生们儒雅淡泊的神情意态,栩栩如生。

“先生们的很多故事,我们也只能拍出一点点,他们心底的善良、焦虑和无奈。我们要在点滴中呈现他们大写的人格,正本清源,让他们回到受敬仰的位置。”邓康延说:“当我们刚采访完,就有几位知悉民国先生的老人去世了。这就是纪录片的价值,也是纪录片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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